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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绪,更可以是现代人生活压力的宣泄口。清代学者谭献在论词时有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,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的论断,放在现代人对博物馆的参观中同样适用。前人留下的一件件文物,除了其本身所连带的文化、艺术价值之外,也要容得下后人的解读与理解:“题字爱好者”乾隆皇帝在宋徽宗赵佶的《方丘勅卷》上题写评语,却成了现实中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”的书法大赏;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穴漆人,意外成为广大“打工人”的去班味神器……这些在策展团队意料之外的解读与延展,事实上也参与到文物时代价值的构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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